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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宗商品“超级周期”来了?汇丰:未必

时间:2020-12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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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2008年金融危急后,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相继出台,环球大宗商品市场迎来一波长达数年的涨势。

  本年,受新冠疫情打击,各国为提振经济再度接纳雷同办法。在环球再度放水的配景下,大宗商品代价也再度水涨船高,克日多个品种接连革新汗青新高。

  以铁矿石为例,外盘的新加坡生意业务所铁矿石指数期货01合约以及内盘的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克日都接连革新汗青新高。只管近来两日出现大幅回调,内盘铁矿石代价仍在1000元/吨上方,较年初的650元/吨涨逾50%。

  由于都是出如今环球经济刺激的配景下,这一波商品代价的大涨也被许多人视为十年前的一幕开始上演。好比,招商证券近期提到,从2020年开始,我们将迎来一个9年的商品牛市。

  那么,新一轮大宗商品“超等周期”真的来了么?汇丰在一片看涨声中发出了较为稀有的审慎见解。

  上一轮“超等周期”长什么样?

  既然要类比上一轮商品“超等周期”,那么也就必要知道其时的环境是怎样的。

  汇丰在克日研报中总结称,上一轮“超等周期”现实上开始于金融危急产生之前,从2002年到2008年中,环球大宗商品代价在连续上涨。停止2008年6月,以现实代价看,IMF环球大宗商品代价指数较1990年代的均值超过168%;而假如以名义代价看,这个涨幅则高达300%。

  随后2008-2009年金融危急打断了这一历程,导致大宗商品代价大幅下挫,但是这种调解并未长时间连续,随着环球经济刺激步伐的推出,原质料的需求明显增长,又重新推动商品代价上行。

  到了2011年中,以现实代价看,大宗商品代价指数较1990年代的均匀程度高155%。

  汇丰称,在这个历程中,供需布局题目是主导因素,同时环球降息以及量化宽松等刺激步伐带来的宽松金融情况,也起着很大作用。

  不外到了2012年,随着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,以及在资源范畴的投资转化为供应,环球金属代价开始走低。

  但这间隔其时的商品“超等周期”竣事仍有数年时间。2014年底开始,OPEC开始增产,盼望将美国页岩油挤出市场,这标记着商品“超等周期”尾声的开始。

  到了2016年初,从现实代价来看,商品代价指数已经跌回1990年代的均值,环球大宗商品“超等周期”正式宣告竣事。

  代价上行≠新的“超等周期”

  汇丰以为,亲身2016年来,环球大宗商品代价出现了一个较小的周期,与1990年代均值相比最大的涨幅出如今2018年底,为55%。

  汇丰称,这可以算作一个“周期”,但称不上“超等”。

  随后环球疫情出现,叠加OPEC在2020年3月的增产,导致环球大宗商品代价重新回到1990年代均值程度。

  不外在那之后又出现一波反弹,停止2020年11月,这个代价程度相较于1990年代均值又高了25%,因而引发关于新一轮商品“超等周期”的讨论。

  在汇丰看来,简直有一些因素在驱动商品代价的连续走高,好比中国经济在环球率先苏醒,西方国度也在支持基建,尤其是电动汽车网络的建立,以及环球低利率程度。

  但这一次与2008-2009年金融危急很不雷同。

  需求的边际增长削弱

  汇丰以为,起首从中国来看,2008年初中国债务程度仍旧很低,拥有大量举债空间用于基建以及房地产市场,这也是其时急需的政策办法。

  但从现在来看,中国债务程度已经来到较高的位置,在继承举债上也越发审慎。

  别的,汇丰以为,在上一轮商品“超等周期”出现时,恰逢中国经济增长对金属需求大幅增长的阶段,而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向办事业转型,增长对金属需求的驱动也在低落。

  因此,汇丰以为,只管中国经济增长仍在驱动环球金属需求的增量,但是与2000年代初期相比,这种增量在幅度上已经显着弱化。

  除了中国之外,其他国度队商品的需讨情况怎样呢?

  汇丰提到,只管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刺激步伐中都包罗扩大基建,尤其是在新能源范畴的投资。但是从他们对金属的需求来看,很大一部门可以或许被接纳的质料所满意。陈诉写道:

  随着旧办法、修建以及机动车报取消,此中的质料会在新的项目上再使用。

  通常只有完全新建的项目,雷同新兴经济体的那些,才是质料商品斲丧的主力。

  汇丰提到,在西欧,基建上必要举行的事情很大一部门都是维修,好比维修桥梁和门路,而非举行全新的开辟。此中一个破例就是在向电动汽车转型的历程中,相干底子办法必要新建。

  低利率也无法驱动商品代价上行

  汇丰以为,低利率有助于促进各国当局在基建上的付出,不外对付商品代价来说,要害题目在于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入商品可否驱动“超等周期”,而汇丰的答案是否认的。

  只管有一些证据表明ETF在2000年代初期的“超等周期”中起到了肯定的作用,但这些作用非常微小。

  与许多其他金融征象一样,趋势是由根本面驱动,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入只起到放大作用。

  对付2000年代初期的“超等周期”来说,它的竣事并不是由加息导致的,而是由根本面的商品供需因素导致。

  供应上的题目可否引发“超等周期”?

  在2000年代初期的“超等周期”中,资源品产能投资上的不敷所导致的供应紧缺,是此中的要害因素。那么这一次呢?

  汇丰提到,上一轮资源品投资高潮于2012年竣事,在金属产能上较低的投资有大概对代价组成肯定的支持。但是对付能源商品来说,很难说存在产能投资不敷的题目,尤其是在新的炼化以及LNG产能上。

  “对付原油来说,支持代价的要害因素是OPEC+对产量的亲身愿性限定,”该陈诉称。

  总体来看,汇丰以为,“超等周期”并不是全部商品都市出现,好比在2000年代初期那一拨,铝、羊肉、猪肉、海鲜、茶叶、棉花、木料都没有出现“超等周期”。而对付铁矿石、铜、锌、铅等商品来说,它们的“超等周期”也从未真正竣事。

  从当前来看,汇丰以为疫情后的状态有利于商品代价上行,但是至于这种驱动气力可否比得上2000年代初期,“我们是猜疑的。”

(文章泉源:黄金头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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