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全国两会前夕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，加强基础研究，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长王焰新从中看到一个明确的信号：这是我们党把握科技创新规律的新认识，也凸显出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对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“总开关”的更大需求。

　　在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看来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，但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

　　当下如何继续加强基础研究？多位受访者呼吁健全和落实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创新体制机制，真正释放科研人员，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。其中，自主权、组织方式、评价机制等是很受关注的关键词。

　　如今看病能拍X光片，得益于德国科学家伦琴120多年前发现的X射线；6G研发应用的部分编码理论，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。基础研究的前瞻性至关重要。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“权威部门话开局”新闻发布会上说：“基础研究首先是能提出问题，提出真问题。”

　　王贻芳认为，什么样的项目重要和紧迫，如何实现国际领先，哪里会被“卡脖子”，如何培育重大成果等，科研单位自己最清楚。

　　今年，王贻芳带来了一些关于改革基础研究管理的具体建议，希望未来能够充分发挥科学家和科研单位在选题、立项、布置和分配任务方面的作用，给予自主权。

　　他建议把部分经费的选题、立项决定权交给科学家、科研单位或领域内的科学家共同体。选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央直属科研单位，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，按比例（如10%）给予稳定支持经费。提出试点项目的选取应当“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”，由试点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和外部的专家顾问委员会给出评估意见，最后由单位领导决策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本次带来的提案中也谈到“自主权”。作为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，他着眼于从人才“源头”加强基础研究，建议对于具有丰富拔尖人才培养成效的高校，给予“更多选拔培养的自主权利”。让高校科研院所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中，承担更大责任、发挥更多主动性和积极性。

　　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，评价机制是人的指挥棒。因此评价问题，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绩效评价、聘期考核、人才称号问题很受关注。

　　作为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的首席科学家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张新民正在领衔攻关原初引力波探测这一难题，其所在团队在青藏高原海拔5250米的地方建立了观测站。

　　“在世界屋脊聆听宇宙初啼”，高原反应难以避免。一次，几个年轻人从北京过去高反很严重，一位女科研人员当晚就住了院。第二天，张新民以为她会打道回府，结果她留在观测站里继续工作。

　　这项可能会横跨数十年的基础研究项目，需要不少这样的年轻人。但张新民看到，有些年轻同事可能因短期内很难有重要论文产出，而失去获评青年人才称号等机会。他说：“年轻人心理不平衡了，就不稳了。”

　　“基础研究是做研究的基础，所有研究要首先从基础做起，才能有高层建筑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学术委员会主任童金南说，科学的楼房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在地下，看不见；一部分在地面，可以看得见，“现在很多评价体制还是以看得见的为主”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正带领团队打“看不见”的“地基”。其目前攻关的高温超导机理问题，是凝聚态物理的世纪性科学难题，他坦言，“没有人知道哪天能实现”。

　　“基础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。研究时间的不确定性，问题正确与否的不确定性，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手段、什么人、什么机制去实现这些都有不确定性，这个不确定性要求我们一直在工作，有时候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。”薛其坤认为，对基础研究的评价“不能用发了多少文章来衡量”。

　　“迫切需要解决青年科研人员中长期学术积累的体制机制问题。”这是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持续呼吁的，他特别强调“要制定符合基础研究学科特点的评价考核制度”。

　　袁亚湘认为，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不必整日忙于立项、评估、总结、汇报，忙于说服领导和评委；让他们不必夜以继日地追评奖、争“帽子”、谋名誉，以此提升社会地位、改善生活条件。

　　2020年，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定《加强“从0到1”基础研究工作方案》，提出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。对人和创新团队的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，避免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倾向。基础研究项目重点评价新发现、新原理、新方法、新规律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，注重评价代表性成果水平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建议，减少短期绩效考核的权重，以学科方向、研究方向、团队协作为基础的聘期考核为主，让研究者没有后顾之忧地选择自己更感兴趣、更擅长的研究方向，长期坚持攻关。

　　王焰新表示，在评价机制上，应对不同类型基础研究开展“差异化”评价。对于基础研究青年人才的评价应“尽量以新知识发现和方法学创新为导向，而非项目快速结题出成果为导向”，让青年人才静下来，潜心学术研究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，要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，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、申报、评审和决策机制，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。从采访中看，从事不同学科、种类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于组织形式的诉求差别较大，“灵活”组织成为不少科研人员追求的总体原则。

　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歆认为，比起名目繁杂的各类奖励和项目，一个稳定、宽松的科研环境尤为重要。他呼吁减少以“顶层设计”为名、过多干涉数学领域青年科研人员的独立探索，保护年轻人在学术生涯早期的强大创造力。

　　对此，王焰新和不少科学家的共识是，基础研究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，且不同的基础研究活动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，在组织机制建设上需要更加开放、灵活、多样化。

　　童金南对“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”感触很深。他认为大科学研究好比设计大地质工程，需要进行切实细致的前期调研和评估。但目前，“一般不允许我们有太多的时间进行前期调研和仔细考虑，大部分投入者都要求马上见到实效，这不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”。

　　具有基础性、奠基性的理论问题往往需要十年如一日甚至长达几十年的专注投入。今年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与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有关的提案，建议对基础研究类人才给予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。田刚在提案中也提到，希望给予基础研究的支持，不要因管理人员的变动或管理单位的变迁而改变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科技委顾问许波建议，企业应当面向长远发展，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，探索设立专项基金，前瞻部署基础研究，增强创新创造机能。

　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，曾选取全球1800-2006年间做出基础研究颠覆性产出的40位科学家进行分析，其中包括爱因斯坦、麦克斯韦、海森堡等人。他发现，这40位科学家做出颠覆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36.45岁。这一结论揭示：基础研究颠覆性成果大多是年轻人做出来的。他说：“从大尺度时间范围来看，我们的多个研究表明，科学家学术创造力峰值年龄大约在38岁左右。”

　　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“李政道学者”李数，是一名致力于高能量前沿实验粒子物理研究的青年学者。他希望，基础研究工作能获得足够且稳定的资助，从而心无旁骛地探索自然极限、拓展人类认知疆域。

　　“让钱为科技人员服务，而不是让科技人才为钱服务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广东省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说。

　　他们自2021年开始推动基础研究“普惠式”项目“启航”计划——先拿5万元作年轻科研人员的“第一桶金”供其自由探索，随后对其中的拔尖人才进行阶梯式“续航”。王桂林把这种少量普惠支持叫“抛砖引玉”，“没想到年轻人对这块‘砖’印象很好”。他说，两年来，这项计划支持了2600余名35岁及以下的青年博士开展基础研究，广州基础研究人才“蓄水池”初步建成。

　　看到日本的诺奖成果涌现最起码积淀了50年，王桂林觉得，“加强基础研究不急不行，因为一万年太久。但从青年人才的发展规律看，太急，更不行。”